《淮南子》防病治病之道及现代启示

　　《淮南子》一书是淮南汉代道家的奇绝巨著，也是防病淮河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其“牢笼天下，治病之道博极古今”的及现思想蕴涵，两千余年以来，代启始终辉耀在中华文明的淮南历史发展中，启迪与福荫后人。防病

　　《淮南子》虽非古代医学著作，治病之道但却与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产生时间相近，及现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复杂的代启理论关联，在根本的淮南医学哲学思想上颇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防病作为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学派精心撰著的治病之道“帝王之书”，《淮南子》的及现论政之思常喜以“医”喻“政”，惯用“良医”为譬，代启能用简明深刻的医学哲理来类比和揭示出为君者治国理政所必需的政治智慧和技艺。也由此，《淮南子》中蕴含着较为丰富的汉代医学思想，并在理论上实际表现为一套独具特色的防病治病之道。

　　《淮南子》在医学思想上，主张“防病”与“治病”兼重，突出未“病”先“防”的理念，而并非只是片面强调有病而后“治”的重要性。《说山》中云：“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在刘安等志在修道、讲究以“医”养生的人看来，疾病对人们的现实影响既然不可避免，那么在治对疾病的过程中，就必须体现出“良医”所应具有的主动性、前瞻性，能够将“预防”疾病的理念及措施提高到首要的地位来看待，力争做到“治无病之病”“治无患之患”，让人们能够在疾病初露端倪之时便得到有效的防治，避免因无预防意识而造成的更大伤害。

　　要想预防疾病，就需具有防微杜渐的理性意识，因此《人间》中云：“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多后忧之，是犹病者已惓而索良医也，虽有扁鹊、俞跗之巧，犹不能生也”。在刘安等人看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之所以易于被疾病所扰，甚至深受其困，究其根由，缺乏见微知著、预防为先的理性观念是重要内因。有些疾病难以得到根治，给人们最终带来无法挽回的严重伤害，就在于疾病已然在“被轻视”“被忽略”中坐大，变为膏肓之症。如到此时，即使像扁鹊、俞跗那样世间难得的良医，也终归只能是束手无策，徒叹奈何！

　　正如《诠言》中所云：“岂若忧瘕疵之与痤疽之发，而豫备之哉”，刘安等人深刻认为，与其“病”生而后知“治”，不如治病于有病之“先”，“防”病于成病之“初”，这才是“良医”真正的高明之处。与之相同，所谓“圣人”高于“常人”的地方，也正是在其能料“患”于先，防“患”于未然。

　　在重视“防病”的基础上，刘安等人对“治病”问题也有深入的思考与探讨，概要而言，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天人相应的整体观。与《黄帝内经》相同，《淮南子》在生理医学上也主张天人相应、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精神》中云：“天有四时、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窍、三百六十六节。天有风雨寒暑，人亦有取与喜怒……以与天地相参也”，《本经》中亦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在刘安等人看来，人们身体的健康变化情况，与外在的生存环境以及内在的生理系统紧密相关，不仅四季自然气候的反常变化可能造成“其民大疫”“民多疾疫”“民殃于疫”的疾病流行，而且人体生理系统的失调，也可能从局部反映出疾病的发展情况，《人间》中所云“痈疽发于指，其痛遍于体”，便是如此。基于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刘安等人倾向于防病治病理应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量，避免因小失大、轻重失当的消极结果。

　　二是善究其因的诊治观。刘安等人在治病观念上，十分重视推究病因疾源，认为自然地理因素、人体生理、心理因素都有可能造成疾病的产生。《地形》中云：“山气多男，泽气多女……暑气多夭，寒气多寿，谷气多痹，丘气多狂”，如同俗语所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刘安等人认为自然地理环境与条件，对于生存其中的人们而言，既有生养哺育的一面，也有可能致其产生疾病的另一面，从而影响到人们的体质健康、生命寿夭。《原道》中则云：“人大怒破阴，大喜坠阳，薄气发喑，惊怖为狂。忧悲多恚，病乃成积”，也就是说，个体疾病产生的根由，在一些时候是由于自身心理状态的极端变化造成的，是内因作用的结果。虽然《淮南子》不比《黄帝内经》那样专业的医典，缺少系统的疾病诊治理论，但这种善究其因、重视病源的理念，仍能给后世医学思想的发展以有益的启发。

　　三是合理施用的药物观。刘安等人在《淮南子》中对治病药物也有一些记载和论说，涉及到药物的采集尝试、性能鉴别与实际施用。《修务》中所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代先民发现、尝试与采集药物的历史艰辛过程。《天文》中云：“日夏至……蝉始鸣，半夏生”，是说夏天蝉鼓翼始鸣之时，正为适合半夏采收之际，其中凝聚了古人按季节采收药物的宝贵经验。《览冥》中云：“今夫地黄主属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药也”，《氾论》中又云：“夫乱人者，芎之与藁本也，蛇床之与麋芜也，此皆相似者”，则是对药物性能及易于混淆的药物的准确认识和鉴别，这说明刘安等人不但重视药物的名实相符，而且具有突出的用药安全意识。更为可贵的是，刘安等人从治病实践出发，对具体药物的辩证施用有着深刻认识，如《主术》云：“天下之物，莫凶于鸡毒，然而良医橐而藏之，有所用也”，《缪称》又云：“物莫无所不用，天雄乌喙，药之凶毒也，良医以活人”。即使是“鸡毒”“天雄”“乌喙”(同为一种有毒的植物)这样的有毒之物，只要善于使用，也是良医手中治病“活人”的重要凭借。

　　四是静漠恬淡的养生观。刘安等人认为疾病的产生，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注重“养生”有着密切联系，尤其是同人们心理的健康保养关系甚大。因此，在《淮南子》中，刘安等人立足道家理念，阐发“静漠恬淡”的养生哲学，试图通过倡导“静养”的独特方式，实现《泰族》所云“藏精于内，栖神于心，静漠恬淡，讼缪胸中，邪气无所留滞，四枝节族，毛蒸理泄，则机枢调利，百脉九窍莫不顺比”的理想状态，达到“全性养真”的健康目的。刘安等人在《泰族》中还明确提出：“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的主张，强调“神清志平，百节皆宁”才是确保人们真正远离疾病、身心无恙的“养性之本也”。在刘安等人看来，只要人们生活简朴规律，习于静养，做到《诠言》所云“凡治身养性，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便能够“邪气因而不生”，疾病不侵。

　　五是治内去邪的医理观。虽然致病之因可能有内、外之分，但刘安等人在《淮南子》中极为推崇“治内去邪”的医理主张，认为身心系统的内部调理至为重要，只有如《俶真》所云“血脉无郁滞，五藏无蔚气”，如《泰族》所言“藏精于内，栖神于心”，人们才能保养“正气”，让“忧患不能入也，而邪气不能袭”。为了真正去除“邪气”对身心的扰乱，刘安等人在《诠言》中又提出“圣人胜心，众人胜欲”的主张，认为“内便于性，外合于义，循理而动，不系于物者”便可充实养成身心中的“正气”，反之，“重于滋味，淫于声色，发于喜怒，不顾后患者”，只会是“邪气”滋长，终致于在“害于性也”中为疾病所困。

　　防病治病，无论对古人，抑或今人，都是关乎个体健康、家庭幸福、社会稳定的大事，不可轻忽。淮南王刘安及淮南学派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就已经为人们如何理性地获得身心健康，远离疾病困扰，提出了极富时空穿透力的智慧启迪。尤其是其“常治无病之病”的防病之道，“静漠恬淡”“太上养神”“治内为本”的治病之道，当我们今天身处未曾料想、空前严重的疾病疫情困扰中重新给予审视反思时，更会由衷地慨叹先贤的卓见远识，也更会为自己所在的这片热土有幸诞生《淮南子》这部“绝代奇书”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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